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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受詐怪罪審計報告起訴會計所賠1600萬,各種巧合未被牽扯:中山久豐股權投資中心、致同會計師事務所侵權責任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中山久豐股權投資中心、致同會計師事務所侵權責任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

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7)閩04民終1389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中山久豐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廣東省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康樂大道**號*樓*室。

負責人:李安民,執行事務合伙人委派代表。

委托訴訟代理人:王寧,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22號賽特廣場五層。

負責人:徐華,執行事務合伙人。

委托訴訟代理人:魏立,北京市法大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劉豐收,男,1979年6月14日出生,漢族,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住北京市石景山區。

原審第三人: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三明市梅列區碧湖工業區106幢。

法定代表人:顏耀軍,該公司總經理。

上訴人中山久豐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簡稱中山久豐中心)因與被上訴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簡稱致同會計所)及原審第三人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健盛公司)侵權責任糾紛一案,不服三明市梅列區人民法院(2015)梅民初字第148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中山久豐中心的委托訴訟代理人王寧,被上訴人致同會計所的委托訴訟代理人魏立、劉豐收到庭參加訴訟。原審第三人健盛公司經本院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參加訴訟,本院依法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中山久豐中心上訴請求:1.依法撤銷一審判決,判決致同會計所賠償因其侵權行為給中山久豐中心造成的損失共計人民幣1600萬元。2.一、二審訴訟費用全部由致同會計所承擔。

事實和理由:一、中山久豐中心合理信賴并主要參考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審計報告作出投資決策,屬于審計報告的利害關系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一)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一條利害關系人以會計師事務所在從事注冊會計師法(?javascript:SLC(6383,0)?)第十四條(?javascript:SLC(6383,14)?)規定的審計業務活動中出具不實報告并致其遭受損失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權賠償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第二條因合理信賴或者使用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不實報告,與被審計單位進行交易或者從事與被審計單位的股票、債券等有關的交易活動而遭受損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應認定為注冊會計師法(?javascript:SLC(6383,0)?)規定的利害關系人。會計師事務所違反法律法規、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依法擬定并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后施行的執業準則和規則以及誠信公允的原則,出具的具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審計業務報告,應認定為不實報告。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對于“利害關系人”的認定應當有兩個構成要件,首先,利害關系人使用審計報告或對審計報告產生“合理信賴”,其次,利害關系人與被申請人單位進行交易并遭受損失。

【上面括號中有亂碼,估計為文件號信息】

(二)事實分析。1.中山久豐中心系以審計報告作為基礎,最終決策確定與被審計單位進行投資交易。

(1)本次投資交易中,不存在其他審計單位作出的審計報告,全體投資人均使用致同會計所作出的審計報告。無論是廣州越秀企業,還是浙江正茂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和中山久豐中心,均沒有委托其他單位單獨就本次交易進行審計,而是基于合理信賴并直接使用致同會計所作出的審計報告。

(2)作為本次投資的主投方,廣州越秀企業的正式協商談判、簽署投資合同、履行投資義務等重大投資行為均發生在取得致同會計所的審計報告之后。一審法院以廣州越秀企業作出的《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行性報告》及項目分析報告的形成時間早于審計報告的時間,就認定廣州越秀企業不是利害關系人,屬于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正確。首先,《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行性報告》及分析報告的性質不屬于正式的合同,僅是意向性的內部文件,不對被投資公司產生法律效力。其次,《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行性報告》及分析報告的形成時間為2012年5月17日,而廣州越秀企業實際收到審計報告的時間為2012年5月29日,期間僅僅相差12日,涉案審計報告完全適用于本次投資。并且,在作出上述《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行性報告》及分析報告后,廣州越秀企業仍然有一個調查、協商、談判、決策的過程,在該期間,廣州越秀企業沒有組織其他審計單位對健盛公司進行審計,廣州越秀企業的行為表示就健盛公司的財務審計數據均是以致同會計所的審計報告為準,顯然是完全信賴致同會計所的審計報告。

再者,廣州越秀企業簽署合同的時間為2012年6月20日,資金投入時間為2012年6月21日,最終投資決策時間應以正式簽署合同并支付價款為準,而這些時間均晚于審計報告的取得時間。中山久豐中心認為,判斷是否屬于利害關系人,應當著重于該利害關系人的最終決策、交易是否受到審計報告影響,是否使用或對審計報告形成合理信賴,本案中,廣州越秀企業的投資過程和作出最終決策很顯然是受到審計報告的影響,并產生合理信賴。

(3)中山久豐中心作為獨立的投資人,作出決策、實施本次交易,均是在獲得致同會計所的審計報告之后,是以該審計報告作為投資交易的財務審計基礎。中山久豐中心作出投資決策的日期為2012年6月15日,晚于廣州越秀企業取得2011年度審計報告的日期,中山久豐中心在進行決策時已經取得了致同會計所出具的2011年度審計報告并以此作為決策的依據和健盛公司財務數據真實的信用背書。即使一審法院以廣州越秀企業取得審計報告日期晚于投資決策日期為由,認定其并非審計報告的利害關系人,但這一理由并不能夠得出中山久豐中心也非利害關系人的結論。

2.中山久豐中心在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過程中產生的投資損失,直接原因是健盛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的財務數據造假、虛假陳述以及故意隱瞞巨額對外擔保的事實,而致同會計所作為具有證券資質的專業審計機構,在健盛公司申請上市發行的過程中為健盛公司提供全程的審計服務,對健盛公司的上述行為不僅沒有及時發現和披露,而且還通過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進行信用背書。中山久豐中心在取得該審計報告后,將審計報告中所確認的數據和無保留意見作為投資建議書的內容提交給了中山久豐中心的投資決策機構,對于該審計報告的使用和合理信賴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二、一審對于舉證責任分配的認定與司法解釋不符,屬法律適用錯誤,致同會計所應就其是否違反法律法規、執業準則和誠實公允原則承擔舉證責任。

(一)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四條:會計師事務所因在審計業務活動中對外出具不實報告給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但其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根據上述規定,在審計業務活動中,因屬于專業領域,只要利害關系人能證明使用了該審計報告,并能初步證明該審計報告與客觀事實不符,并由此造成了損失,作為利害關系人就已經完成了舉證責任,審計單位就應當舉證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否則就應當承擔責任。

(二)事實分析。1.中山久豐中心已就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審計報告中存在不實履行了舉證義務。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會計師事務所違反法律法規、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依法擬定并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后施行的執業準則和規則以及誠信公允的原則,出具的具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審計業務報告,應認定為不實報告”。中山久豐中心提交的(2014)三民初字第64號民事判決書和諸暨市公安局對健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顏耀軍的詢問筆錄已經證明了健盛公司故意隱瞞重大對外擔保事項和財務數據造假的客觀事實,證明了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審計報告中存在與客觀情況不符的事實。

2.一審在沒有尋找第三方專家審查致同會計所的行為是否存在過錯,便輕易作出不利于中山久豐中心的判決,屬于剝奪中山久豐中心的程序性合法權利。根據《審計業務侵權規定》第四條第二款規定,致同會計所應提交相應的執業準則、規則以及審計工作底稿,對其過錯與否進行證明。在庭審過程中,致同會計所僅提交了一小部分審計底稿而非全部底稿資料作為證據,并且致同會計所沒有提交相應的執業準則、規則。由于中山久豐中心并非專業的審計機構,對于致同會計所提交底稿資料的完整性及是否違反審計程序等專業性問題無法發表意見,所以在庭審時中山久豐中心已向一審法院申請要求第三方審計機構對致同會計所提交的底稿資料是否符合相應執業準則和規則、以及誠實公允的原則進行司法鑒定,并推薦了兩家鑒定機構。但一審法院最終未能確定鑒定機構,并依職權終止了鑒定程序。

3.一審在認定審計報告不實的過程中,錯誤理解和適用司法解釋,導致事實認定錯誤。一審判決一方面認為審計報告真實與否應當由法定的審計程序來加以比較衡量,不能僅以審計報告與實際結果是否有出入來加以衡量,另一方面又依職權終止了鑒定程序,要求中山久豐中心就致同會計所是否依據執業準則和規則、以及誠實公允的原則從事審計活動這一專業性問題承擔證明責任,根本是強人所難,是對審計活動侵權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錯誤理解和適用。致同會計所提交的涉訴情況匯總表是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查詢所得,并非在對健盛公司進行審計過程中所取得。而其提交的企業信用報告雖為審計過程取得,但查詢日期晚于審計報告出具的日期,并且該企業信用報告也為審計底稿的一部分,只能證明致同會計所曾采取調取信用報告的方式審查健盛公司的對外擔保情況,這一審計方法是否符合審計規則、準則以及誠實公允原則,均屬于專業性技術問題,需要通過第三方鑒定機構進行認定。

三、一審依職權終止了司法鑒定程序,損害了中山久豐中心的合法權益。在審計業務活動侵權案件中,對于會計師事務所提交的底稿資料是否符合執業規則要求,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審計程序的認定為專業性、技術性的判斷,在沒有第三方鑒定機構進行確認或專家輔助人參與訴訟的情況下,對致同會計所提交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根本無法認定。在當事人推薦的鑒定機構不同意鑒定的情形下,一審法院應當組織雙方當事人另行推薦鑒定機構或者依職權另行指定鑒定機構。一審在僅詢問了兩家鑒定機構無果、又沒有詢問和采納中山久豐中心意愿的情況下,直接以“司法程序不是無止境的追究客觀事實”為由終止了司法鑒定程序,違反了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損害了中山久豐中心的合法權益。

致同會計所辯稱,一、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中山久豐中心沒有證據證明其合理信賴或使用了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審計報告,不屬于《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的利害關系人。

1.本案中,廣州越秀企業為主投機構,中山久豐中心為跟投機構,廣州越秀企業沒有對其與致同會計所的一審判決上訴,該判決書巳經生效。作為主投機構,廣州越秀企業依賴于自己的盡職調查、健盛公司的財務報表、對市場的預期和判斷等,作出了投資決策,沒有使用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健盛公司2011年度審計報告,該事實已被生效的(2015)梅民初字第1487號民事判決書確認。

2.中山久豐中心作為跟投機構,決定與主投機構廣州越秀企業共同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是參考了主投機構的盡職調查結果及投資可行性分析報告,不存在單獨參考審計報告進行投資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根據廣州越秀企業一審中提交的《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盡職調查報告》、《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行性報告》及《廣州越秀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第六次投資決策委員會會議決議》等證據可以看出,廣州越秀企業早在審計報告出具前,巳經完成對健盛公司的盡職調查報告,分別于2012年4月、2012年5月出具了相應的盡職調查報告、可行性分析報告,并最終于2012年5月17日通過《投委會決議》,決定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中山久豐中心作為跟投機構,雖然形式上是獨立的投資人,但并未獨立進行盡職調查,其投資依據是廣州越秀企業的盡職調查報告、投資可行性分析報告及投資決議,而廣州越秀企業的投資依據是其自身盡職調查和可行性分析的結果,在審計報告出具前就巳經完成了對健盛公司的投資決定。

3.廣州越秀企業根據盡職調查報告、可行性分析報告的基礎上認定健盛公司經營狀況良好,發展前景巨大,具備投資的可行性后,決定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與審計報告無關。

綜上,中山久豐中心并非因對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審計報告產生合理信賴而決定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其投資行為是合理信賴廣州越秀企業的投資可行性分析報告和投資決定。因此,中山久豐中心不是致同會計所從事審計業務活動中的利害關系人。

二、中山久豐中心不具有合理信賴或使用審計報告的事實和法律依據。1.中山久豐中心是專業的投資機構,具有股權投資的專業素質和專業技能,作為本次投資的跟投機構,其合理信賴的是主投方廣州越秀企業的投資決策和投資行為。2.涉案審計報告既不是中山久豐中心委托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專門用于投資的專項審計報告,也不屬于根據法律規定向社會不特定人群公開使用的法定情形,中山久豐中心所稱“合理信賴”或使用審計報告不具有事實和法律基礎。3.中山久豐中心向健盛公司進行投資時,即便存在審計報告,也不一定是審計報告的使用人、利害關系人。4.中山久豐中心作為專業的投資機構,投資決策是由投委會根據盡職調查報告和可行性分析報告作出決定的,而簽署合同是對投資決策的執行,中山久豐中心有意混淆了投資決策與簽署合同兩個概念。退一步講,中山久豐中心收到審計報告的時間是2012年5月29日,簽署合同的時間是2012年6月20日,中山久豐中心有義務舉證在2012年5月29日收到審計報告至簽署合同的6月20日期間如何使用了審計報告,使用了審計報告的什么內容。

三、一審法院適用法律正確,舉證責任分配合理,中山久豐中心應舉證證明涉案審計報告為不實報告。1.中山久豐中心在一審中僅提交了《公證書》、內部溝通郵件、《項目投資劃款審批表》等證據,證明中山久豐中心決定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的時間晚于審計報告出具的時間,在時間上存在參考審計報告的可能。除此之外,并未提交其他任何證據證明其如何參考審計報告,使用了審計報告的哪些內容,進而決定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中山久豐中心無法證明其合理信賴或使用了致同會計所出具的審計報告。2.中山久豐中心一審提交了《諸暨市公安局店口派出所于2013年10月10日的詢問筆錄》及(2014)三民初字第64號民事判決書,證明因為審計報告中披露的數據與健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描述的數據不一致,故審計報告為不實報告。健盛公司法定代表人顏耀軍所述數據口徑與審計報告所附財務報表口徑不同,不能據此認定審計報告所附財務報表存在虛假記載。中山久豐中心提交的上述證據不能證明涉案審計報告中存在與客觀情況不符的事實,沒有任何第三方證據證明涉案審計報告為不實報告。致同會計所在一審中已提交了審計工作底稿、企業信用報告、涉訴情況匯總表等證據,證明致同會計所在審計過程中履行了必要的審計程序,根據巳獲取的審計證據,遵循審計準則出具了相應的審計報告,致同會計所審計行為不存在過錯,出具的審計報告不是不實報告。根據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中山久豐中心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中山久豐中心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致同會計所賠償其因侵權行為給中山久豐中心造成的損失15000000元。

一審法院對于當事人沒有爭議的事實,認定如下:(一)2011年12月13日,北京市財政局對關于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轉制設立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相關事宜作出批復,準予設立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為特殊普通合伙企業。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2年5月16日經核準,名稱變更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二)2014年5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4)三民初字第61號民事判決書,主要內容為:2012年6月,中山久豐中心等與健盛公司、顏耀軍簽訂《增資協議書》,健盛公司同意引進中山久豐中心作為健盛公司的投資者,健盛公司以每股8元的價格向中山久豐中心等增發股份10000000股,中山久豐中心出資15000000元向健盛公司認購187.5萬股。中山久豐中心于2012年6月25日向健盛公司繳納新增出資額15000000元,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出具了驗資報告,2012年6月29日健盛公司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中山久豐中心成為健盛公司的股東,占健盛公司2.5%的股權。中山久豐中心等與健盛公司簽訂《增資協議書》前,健盛公司、顏耀軍涉及多筆民間借貸或擔保等債務,但在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5日出具的編號為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二○一一年度審計報告和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3年2月19日出具的編號為致同審字(2013)第110ZC1125號健盛公司二○一二年度審計報告中均未予披露……三明市中級法院認為,根據全國法院執行網及訴訟查詢統計,證明中山久豐中心與健盛公司、顏耀軍簽訂《增資協議書》前后,健盛公司、顏耀軍涉及多筆民間借貸或擔保等債務,但在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5日出具的編號為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二○一一年度審計報告和致同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3年2月19日出具的編號為致同審字(2013)第110ZC1125號健盛公司二○一二年度審計報告中均未予披露。顏耀軍在《增資協議書》中承諾,在中山久豐中心登記為公司股東之前,除已經向中山久豐中心披露的情形之外,健盛公司及原股東并未簽署任何擔保性文件,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債務和責任。故健盛公司、顏耀軍在債務問題上,對中山久豐中心存在欺詐行為……判決:一、撤銷中山久豐中心與健盛公司、顏耀軍簽訂的《增資協議書》;二、健盛公司、顏耀軍應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返還中山久豐中心投資款1500萬元并賠償相應的利息損失(該利息損失從2012年6月26日起至判決確定的履行期限內償還借款之日止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三、駁回中山久豐中心的其他訴訟請求。2015年2月2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4)三執行字第177-1號執行裁定書,裁定:終結本院(2014)三民初字第61號民事判決書的本次執行程序。(三)2012年5月5日,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審計報告,審計意見為,健盛股份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編制,公允反映了健盛股份201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公司財務狀況以及2011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主要數據顯示,健盛公司2011年度的營業收入為263606614.28元,凈利潤為30134072.09元,或有事項記載:“截至2011年12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應披露的未決訴訟、對外擔保等或有事項”。(四)2013年10月10日,浙江省諸暨市公安局就海亮集團旗下浙江正茂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被騙15000000元的相關情況向顏耀軍進行了詢問,并制作了詢問筆錄。顏耀軍主要陳述為:主要是隱瞞了健盛公司對外擔保的事實,協議中載明健盛公司沒有對外擔保,但實際上健盛公司對外擔保涉及20多家企業,去年6月份,涉及擔保金額1個億左右。(五)2014年3月17日,北京市中信公證處出具(2014)京中信內經證字07982號公證書,該公證項目為對中山久豐中心的職員方晟任電子郵箱中部分電子郵件內容進行保全證據公證。截屏顯示:2012年5月29日,從zho×××@gjzq.com.cn(?mailto:從zho×××@gjzq.com.cn?)郵箱發送一份主題為健盛2011年度審計報告(合并)的郵件至用戶名為fang.shengren的郵箱,郵件附件為涉案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二○一一年度審計報告。(六)審理過程中,經雙方當事人協商,一審法院確定由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天正華會計師事務所(普通合伙)對涉案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因果關系及致同會計所過錯等事項進行鑒定,兩會計師事務所均不接受鑒定。

一審法院對于當事人有爭議的事實,認定如下:(一)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審計報告是否為不實報告。一審法院認為,根據容許性危險與違法阻卻理論,如果會計師事務所保持必要的職業謹慎,嚴格遵守執業準則和規則即“執業準則”,但仍未能揭示被審計事項中的個別錯弊,即屬于審計活動的固有風險。因此,審計報告真實與否,應由法定的審計程序來加以比較衡量,而不能以審計報告與實際結果是否有出入來加以衡量。中山久豐中心所提供的(2014)三民初字第61號《民事判決書》,解決的是其與健盛公司、顏耀軍之間的合同糾紛,該份判決撤銷增資協議的理由為健盛公司在與中山久豐中心簽訂《增資協議書》時,故意隱瞞了健盛公司、顏耀軍涉及多筆民間借貸或擔保的債務問題。被審計單位故意隱瞞的行為,主要涉及被審計單位的會計責任,并無法作為致同會計所承擔審計責任的直接證據,且中山久豐中心亦無舉證證明致同會計所存在司法解釋第五條規定的被審計單位與會計師事務所共同故意出具不實報告的情形,因此,致同會計所并不因健盛公司故意隱瞞行為對中山久豐中心承擔審計責任。相反,致同會計所為證明其嚴格恪守執業準則,盡到必要的職業謹慎,提交了涉訴情況匯總表及企業信用報告(貸款卡信息),以證明其出具審計報告時已查詢健盛公司的涉訴情況,健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并無涉訴。至于中山久豐中心質證認為部分查詢時間晚于審計報告出具時間,違反了審計程序的意見,一審法院認為,不實報告的認定,以客觀不實為前提,查詢結果與事實相符,一審法院不再對程序真實進行評價,因此,對中山久豐中心的相關意見不予采信。現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應由負結果意義的舉證責任的一方承擔不利后果。就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活動侵權責任而言,其侵權責任的成立,利害關系人必須證明四個條件:1.出具不實審計報告;2.利害關系人受到損害;3.會計師事務所存在過錯;4.不實審計報告與利害關系人受損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雖然司法解釋對會計師事務所過錯及因果關系采舉證責任倒置的歸責原則,但舉證責任的倒置并不改變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對權利成立規范要件事實即出具不實審計報告并不受到影響,仍應由中山久豐中心承擔,中山久豐中心仍應提供認定不實報告的初步證據。因此,應由中山久豐中心承擔舉證證明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審法院不認定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二○一一年度審計報告為不實報告。

(二)中山久豐中心是否為利害關系人。一審法院認為,健盛投資項目的主投機構為廣州越秀企業,中山久豐中心的決策時間晚于廣州越秀企業,投資方案與廣州越秀企業基本一致,所以,先對廣州越秀企業投資決策行為進行評價。商事主體的商事行為是一項復雜的經濟活動、法律行為,中山久豐中心投資決策過程中涉及多份審計報告,因此,首先應確定本案審查的范圍。除應當由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的事實,如涉及身份關系、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等,其他事實的審查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法院不予理睬。本案只需在當事人提出的事實和理由范圍內考量其起訴(或答辯)請求的成立與否。因此,本案只審查中山久豐中心是否為致同會計所出具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二○一一年度審計報告的利害關系人。根據司法解釋第二條規定,因合理信賴或者使用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不實報告,與被審計單位進行交易或者從事與被審計單位的股票、債券等有關交易活動而遭受損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應認定為注冊會計師法規定的利害關系人。利害關系人受損的直接動因為其合理信賴或者使用了不實審計報告而進行了經濟交易或商業決策,損失的真正原因是被審計單位存在欺詐或者經營失敗,而會計師事務所基于過錯未及時發現或披露相應錯弊。依據會計師事務所承擔民事侵權賠償責任的法律規定和原理,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的是合理的保證責任,而非絕對保證責任。在會計師侵權民事責任領域,不實報告與報告使用人的損失之間的因果關系,應考量報告使用人是否實際信賴或者使用不實報告。廣州越秀企業應當負有證明對審計報告的信賴是相關交易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的舉證責任。2012年3月,廣州越秀企業派人對健盛公司進行前期調研,2012年4月6日,廣州越秀企業取得了健盛公司2009年、2010年的審計報告及2011年健盛公司提供的財務報表,2012年4月13日,形成了盡職調查報告,2012年5月17日,完成了項目分析報告和投資可行性報告,并提交至公司總裁辦公會和投資決策委員會討論,決議通過《健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可行性報告》方案等。廣州越秀企業交易決策作出的時間為2012年5月17日,其實際收到審計報告的時間為2012年5月29日。可推知廣州越秀企業決策并非直接使用了健盛公司二0一一年度審計報告。其次,影響當事人進行投資的決策因素是多元的,除了審計報告之外,還有利害關系人的經營發展策略、市場的波動、個人的風險偏好及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主體的虛假陳述行為等多種因素。本案中,影響廣州越秀企業投資決策因素,至少有2009年審計報告、2010年審計報告、顏耀軍的虛假陳述及對賭的風險等等,但廣州越秀企業并未提供直接證據證明其投資決策的主要原因是對健盛公司二0一一年度審計報告的信賴。一審認為,廣州越秀企業的投資運作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因此,其對投資決策作出后收到的審計報告,是否有進行分析評價、合理利用,應負有初步的證明責任,但其提供的管理辦法,公章使用登記表等證據無法證明對審計報告有進行過評價或者利用,與其嚴格的管理程序不相符。中山久豐中心的投資決策資料基本來自主投方廣州越秀企業,包括涉案的審計報告,中山久豐中心作出的投資方案又與廣州越秀企業基本一致,有理由相信中山久豐中心的投資決策主要依據廣州越秀企業的決策資料及數據。即使能證明中山久豐中心使用了涉案審計報告,但投資結論與未使用該審計報告的廣州越秀企業得出的結論一致,也印證了涉案審計報告不是中山久豐中心決策投資的主要原因。因此,不認定中山久豐中心為致同會計所從事審計業務活動中的利害關系人。

綜上,一審法院認為,中山久豐中心訴請的與健盛公司交易發生的損失與致同會計所出具的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二○一一年度審計報告并無因果關系,中山久豐中心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涉案審計報告為不實報告。中山久豐中心要求致同會計所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會計師法》第四十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業務活動中民事侵權賠償責任的若干規定〉》第二條規定,判決:駁回中山久豐中心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11800元,由中山久豐中心負擔。

二審中,雙方當事人均無提交新的證據;對一審判決認定雙方無爭議的事實,雙方均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中山久豐中心對一審判決不認定涉案審計報告為不實報告有異議,認為審計報告應為不實報告,其已提供了初步證明審計報告與事實不符的證據,其他證據應由致同會計所或健盛公司舉證。

中山久豐中心對一審判決不認定中山久豐中心是致同會計所從事審計業務活動中的利害關系人有異議,認為中山久豐中心在一審中提交了該中心在投資過程中的可行性報告及項目投資審批表,該中心是獨立的投資機構,在投資過程中已取得了健盛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度的審計報告并進行調查,根據該三年的審計報告,對健盛公司未來能否在主板上市、所屬行業、應收賬款等情況,通過財務分析,參照2012年健盛公司的銷售計劃,分析認為健盛公司能實現5500萬元的利潤目標,上述三年的審計報告均是致同會計所提供的;中山久豐中心提交的材料充分證明了該中心對健盛公司的投資價格是根據涉案審計報告中確認的財務數據作出的,該中心對于涉案審計報告構成了合理依賴,因此,該中心屬于致同會計所從事審計業務活動中的利害關系人。

致同會計所對一審判決認定雙方當事人有爭議的事實均無異議。

本院認為,2012年5月5日,致同會計所(原單位名稱為: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編號為京都天華審字(2012)第1327號健盛公司2011年度的審計報告系致同會計所接受健盛公司委托對健盛公司2011年的財務狀況進行年度審計的。根據健盛公司與致同會計所簽訂的《審計業務約定書》約定,該審計報告主要用于健盛公司2011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致同會計所在審計過程中取得的審計資料主要來源于健盛公司提供的全部會計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并對健盛公司的銀行貸款、對外擔保及訴訟情況進行了審查。因此,該審計報告不是中山久豐中心委托致同會計所出具用于投資決策的專項審計報告。中山久豐中心作為專業的投資機構,也是廣州越秀企業的跟投機構,在與健盛公司簽署《增資協議書》和注入投資資金前,對健盛公司進行了盡職調查,在盡職調查和投資可行性分析過程中是否單獨參考或主要參考并使用了致同會計所出具的涉案審計報告,根據中山久豐中心提供的有關電子郵件材料顯示,涉案審計報告系廣州越秀企業的項目負責人方晟任于2012年5月29日從對健盛公司進行上市輔導的主辦券商國金證券投資銀行部項目經理周華處取得的;2012年6月11日,廣州越秀企業的項目負責人方晟任又通過電子郵件方式向中山久豐中心的項目負責人王亞軍提供了涉案審計報告。可見,中山久豐中心取得涉案審計報告并非由健盛公司或者致同會計所直接提供的。

另,中山久豐中心作出的《健盛公司盡職調查報告》是2012年6月10日,而其取得涉案審計報告的時間是2012年6月11日,說明中山久豐中心在取得涉案審計報告之前已完成對健盛公司的盡職調查,故中山久豐中心主張《健盛公司盡職調查報告》使用了涉案審計報告中有關數據的事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對于中山久豐中心主張其《健盛公司投資可行性分析報告》也使用了涉案審計報告中的有關數據,因該可行性分析報告沒有具體的落款時間,無法證實該可行性分析報告是在取得涉案審計報告之前或者之后形成的,況且,致同會計所對中山久豐中心提供的《健盛公司盡職調查報告》和《健盛公司投資可行性分析報告》等證據的真實性和證明內容均不予認可。因此,根據現有的證據材料不足以證明中山久豐中心在對健盛公司實施盡職調查和投資可行性分析過程中存在單獨參考或者主要參考并使用了致同會計所出具的涉案審計報告,亦無法直接證明在對健盛公司進行投資決策時充分依賴致同會計所出具的涉案審計報告,且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證據證明致同會計所出具的涉案會計報告為不實報告。故中山久豐中心提出因其依據致同會計所出具的涉案審計報告而進行投資決策,并根據決策結果向健盛公司支付了投資款導致損失的主張,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二審中,中山久豐中心提出一審法院在未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終止司法鑒定程序,損害了其合法權益的上訴理由,因雙方當事人在二審期間均未提出重新鑒定申請,應視為當事人放棄鑒定申請,故該上訴理由,本院不予采納。健盛公司經傳票傳喚,拒不到庭參加訴訟,本院依法缺席判決。

綜上所述,中山久豐中心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11800元,由上訴人中山久豐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伙)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朱 文 繡

審判員 吳 江 華

審判員 謝 學 斌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書記員 李琳(代)

相關法律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四十四條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

第一百七十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后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后,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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